2018年，再看“大国崛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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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初，我所工作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接到委托，做了一个题为“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与启示”的课题研究。我是课题协调人。2015年5月提交了课题报告，课题报告也在《比较》上发表。后来准备出书，但最终没有能够出版。
今天把我自己当初拟的初稿找出来，发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这个版本不是基金会最终提交的报告，只是我在课题过程中自己拟写的初稿，因此不代表任何机构意见。
当初写作的时候，采纳了课题组多位专家的研究成果，但也加入了我自己的不少想法。现在3年过去了，看当初的稿子还是有感慨，发出来只是想与朋友交流。
全文较长，今天发上篇，主要分析大国崛起失败的经济、政治、民族因素，下周发下篇，主要分析崛起失败的外交、军事和文化因素，以及对中国的启示。谢谢大家。
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2015年4月
目录
一、大国崛起失败的内涵
1.大国崛起失败的定义
二、大国崛起失败的因素分析
1. 崛起失败的经济因素
（1）国家主导的后发追赶
（2）追赶的极限与瓶颈
（3）经济增长缺乏制度保障
2. 崛起失败的政治与社会因素
（1）强力政府推行政治与社会改革
（2）决策机制缺乏科学性、民主性
（3）政治体制缺乏包容性
3. 崛起失败的民族因素
（1）单一民族国家产生民族主义的风险
（2）多民族国家出现民族分裂的风险
4. 崛起失败的外交因素
（1）高估自身的实力
（2）错误地判断国际关系的实质
（3）盲目挑战现有霸权和国际秩序
5. 崛起失败的军事因素
（1）战略思维上的迷失误导了军事斗争的方向
（2）对军事手段运用的不当把握恶化了国家战略形势
（3）片面突出军事斗争要求，使国家的发展道路偏离了正常轨道
6. 崛起失败的文化因素
（1）落后的价值观无法正确引导经济发展
（2）意识形态的专制导致内外政策失当
（3）文化现代化不充分阻碍社会现代化
三、大国崛起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1. 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 政治与社会发展：增加系统包容性
3. 对外政策：引领先进国际秩序
4. 军事：为国家大战略保驾护航
5. 文化：构建普适性价值体系
一、大国崛起失败的内涵
自1500年前后地理大发现以来，逐步统一的世界第一次出现了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在五百余年时间内，大国交替兴起。部分国家成功，一段时间内成为主导世界的霸权国家，部分国家在接近顶峰的路上遭遇失败，崛起的努力化为悲惨教训。历史总是最好的课堂，大国崛起成功与失败的案例，成为后起之国借鉴与学习的最佳样本。
1.大国崛起失败的定义
大国之大，不仅在于统治人口之众和疆域之广，更是指国家综合实力居世界前列，并且对国际秩序具有主导性的影响力。大国需具备时间和空间连续性，是国际秩序的主要制定者和维护者，需要具备影响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能力，因此需要主权完整统一、经济规模较大、军事实力雄厚、与世界各国有深厚往来。
大国崛起可定义为一国由体系次要国家发展为体系重要国家，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对世界秩序起到重要影响力。崛起同时包括一个国家相对于过去的进步（纵向）以及相对国际地位的提升（横向），但更强调后者。如果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受阻，发展遭遇停滞或衰落，没能进一步提高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都可以认为是崛起失败。与成功崛起相对应，崛起的失败往往表现在以下一个或若干个方面：经济发展放缓甚至停滞，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动荡乃至崩溃，军事上遭遇重大失败。
近代历史上大国的兴衰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成功实现崛起，成为世界霸主之后逐步走向衰落，如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英国，这类可以称为霸主衰落型。第二类是试图崛起，但因为种种原因难以取得进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反而继续下降。19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和晚清时期的中国都属于这种情况，这种类型可以成为是启动失败型。第三类是崛起进程成功启动，但在取得了较大发展后崛起进程受阻甚至中断，导致崛起失败。两次大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日本、以及苏联，都属于这种类型，可以称之为崛起失败型。这一类型对于当前的中国最有借鉴意义，因此将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对象。
图1 人类近代史大国崛起成功与失败历史脉络示意图
二、大国崛起失败的因素分析
近代大国崛起进程首先反映为经济崛起过程。在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叶，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主要与地理大发现、新航线开辟以及国际贸易相关；在十七世纪中叶后，大国的经济崛起则取决于科技创新、现代制造业和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发展不断冲击传统社会，带来一系列全新思想和社会问题，现代政治和文化制度就需要不断变革以适应这种冲击。大国崛起首先是以各种方式力争实现经济上的超越，其次是调整各种关系、制度以适应这种经济发展，直到取得世界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这个过程中，任何环节未能跟随发展节奏或者处理不当，都有可能导致崛起失败。
1. 崛起失败的经济因素
经济实力是大国崛起的根本支柱。经济发展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保罗·肯尼迪认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其经济实力成正比[i]。近代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大国（英国、美国）在经济规模（GDP总量）和生产力水平（人均GDP水平）方面均达到世界领先（图2）[ii]。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和美国人均GDP水平都居于其他国家之上，美国GDP总量自19世纪后期赶上英国之后，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德国、日本、苏联挑战现有霸权国时，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都和霸权国有较大差距，显示出其挑战基础的脆弱和失败的必然。
图2 各主要大国历史GDP和人均GDP对比。数据来源：Maddison历史数据库
（1）国家主导的后发追赶
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提升是英国称霸的原因。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资源、人口、土地扩张为工业革命积累了财富资本，资本聚集带来生产力提升，生产力提升又促进进一步积累财富，这个过程不断良性循环，便催生了现代工业革命。工业国家生产力水平和农业国家拉开巨大差距，综合国力也产生巨大鸿沟。这种差距对世界体系影响深远。
在竞争压力下，一些民族国家建立或觉醒，采取一系列变革措施，致力于追赶工业化进程。这些国家或者由于长期分裂，或者由于经济方式保守，在现代国力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国家决策者感到落后带来的巨大压力，主动推出改革措施，开启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推动，试图提升本国整体实力。
在德国完成统一之前，国内工商业已经有较快发展，俾斯麦主要采取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方式，采取一系列促进工商业的政策，包括帝国统一货币、度量、交通，统一掌管邮政、电讯事业，建立商业公司注册制度，修改商业法律等xi。日本在明治天皇和武士阶层主导下，大规模学习西方，鼓励建立铁路网、电报和航运线，国家主导发展重工业和钢铁、造船业，并采取补贴使出口商受益viii。二战之后，日本在战争废墟上迅速重整，继续学习西方技术，并以政府“护航舰队式”银行业发展推动经济[iii]。苏联成立时面对90%以上农业人口的经济结构，建立国家完全掌控的计划经济，设立外国咨询中央局大规模引进外国技术，以重工业推动经济快速发展iii。在这些案例中，共同特征是国家的政策主导和积极向先发国家学习。
（2）追赶的极限与瓶颈
后发追赶国家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快速发展之后，经济上会遇到增长的放缓。这种放缓原因有多方面，既反映出各国的不同国情和困境，也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还包含了追赶型经济的特殊之处。
根据长时期历史数据分析，一般工业国家只有极为有限的经济增速。人类传统农业社会长时段经济增长速度接近于零，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和北美两百年平均增速也只有1%-3%[iv]。部分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历高速增长之后，会收敛至平均增速附近，这种特殊增长期包括修复型增长（二战之后西欧国家的快速增长）和落后国家追赶型增长（东亚国家经济起飞）等。而经历高速增长的国家，随着人均GDP水平升高，相应的经济增长速率会降低。各国情况虽有所出入，但整体符合一般规律，中国当代发展也基本处于同一规律区间（图3 ）。
图3 1960-2013年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除了一般经济规律，后发追赶型国家还面临追赶瓶颈问题。追赶瓶颈源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需要，需要从模仿学习型向一般原创型过渡。当一轮工业化基本达成，资本、劳动力都得到充分应用，需求也进入稳定阶段，只有技术创新能提供新的增长动力。对于原发型工业国家，技术储备雄厚，自主创新能力较高，可以持续推动经济升级，而后发追赶型国家由于长时期惯于模仿学习，一旦失去模仿资源，就有可能陷入增长瓶颈。此时若不能理顺内在创新机制，使用不当的经济政策盲目刺激，或直接诉诸于非经济手段（发动战争等），则可能适得其反，为一国发展带来灾难，葬送崛起前途。
苏联在三十年代成百项引进外国技术，借助总体动员大规模扩大生产，而至冷战时代，国际交往严重受限，靠计划经济推进创新的弊端逐渐显现。未经检验的种植计划大规模推广带来灾难；资源自上而下配置，而下级为了功绩扭曲式完成计划，遮蔽了经济信息，进一步导致决策错误iii；国家不承认个人智力劳动的价值；科研75%归于军事，对经济贡献较低；终于使得经济陷入停滞，将苏联送入衰落道路[v] 。
二战后日本经历了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高速发展，和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后期的中速发展，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令人瞩目的新兴大国。但日本过于倚重拿来主义，原始性创新还是掌握在他人手中。日本的产业政策虽然助其产业兴盛，但是政府主抓的创新体制却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几次失误：模拟式高清电视、放弃个人电脑而重点发展大型电脑、错过了手机的发展时机、信息化落后等v。这一系列决策错误使得日本在与美国的正面竞争中直接落败，在美国迎来新一轮繁荣增长的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领域一无所获，终至经济低迷不前。由于缺少创新增长，政府的大规模宽松政策只能使资金流向房地产等投机领域，造成泡沫激增，带来严重经济恶果。
（3）经济增长缺乏制度保障
工业革命来源于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未能做到的国家都无法保持经济长期繁荣。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财富为欧洲国家积累了丰富的初期资本，但是仅有财富积累，不意味着能够促进生产力进步。在英国之前，西班牙率先占领南美洲富庶矿产资源，大量黄金白银流入，但财富流向宗教战争，流向奢侈消费，引发国内急剧通货膨胀，经济上还是依赖西北欧，未能改变农业落后，最终经济衰落下去，[vi]。荷兰是17世纪全球霸主，垄断贸易和海运，依靠遍布全球的商业和其金融中心地位获得巨额财富，“资金多得找不到足够的投资出路”[vii]，但这些资金并不重视国内市场，更多投向高利贷和战争借贷，加之荷兰整体资源稀少，最终国力衰微，被邻国征服vi。法国则被权贵地主阶层困扰，18世纪的法国只有一部分沿海商人受到国外商业竞争刺激，充满活力，绝大部分财富和国家政权都被内陆土气保守的土地贵族掌握[viii]，因此国家积累的财富多数仍投资于土地和官职，形成保守的业主财富和权力代理人的官职财富[ix]，宗教的不宽容政策也使相当多管理人才流入英国vi。
资本流动固有性质是追求高收益、低风险，并且具有道德中性特征。因此，如果投机能够提供高收益、地产能够提供低风险、权贵阶层能够提供非法获利的垄断机会，资本就会流向短期投机、地产和特权腐败机会，而不会流向技术革新。人类数千年历史上绝大多数财富都流向这些领域，并未引起技术革命。如果资本由权力掌控，则很大概率会流向战争等不断增强权力的方向。只有保障资本自由流动、保障创新的高收益、降低创新风险，隔绝不道德的获利机会，才有可能使资本流向改进生产力的领域。这需要强大的资本市场、强有力的商业司法体系、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降低交易风险、增强监管公正，营造完全依靠生产力竞争的市场环境。
国家需要激发掌握先进生产力的个体主动创新，而非越俎代庖分配资源，才可能获得持久创新的成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在追赶阶段由国家主导资本流向具有优势，而这种优势在创新阶段可能转化为劣势[1]。创新阶段必须依靠大量经济个体分散失败风险，才可能在不断试错中寻找到适宜道路。而激发经济个体探索需要一系列资源和制度条件作为保障。如果一国政权依靠的不是掌握先进生产力的群体，就无法不断制定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带来生产力进步和长久繁荣，最终导致崛起失败[x]。想促进经济持久创新繁荣，首先需要破除对生产力落后领域的特殊倾斜。19世纪末德国的科学发明已经引领世界，但经济政策由保守容克地主阶层制定，保护农业、遏制工商业，最终成为经济掣肘xiii。相比之下，英国的议会制度可以较为顺利吸纳新兴资产阶级进入政治结构，制定出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制度。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促进企业家精神，企业家阶层又不断促进良好制度形成。美国在自由市场经济、保护个人产权、权力限制方面和英国一脉相承，而自身独特的地域优势又让美国专注于自身市场拓展，无需殖民地支持即可推进经济不断发展。
国家主导的追赶型工业化模式既是大国快速崛起的动力来源，又埋藏了大国崛起失败的内在隐患。我们要探寻的是，为何大国崛起往往采取这种发展模式，以及这种发展模式应当如何转型，才能克服其中的内在缺陷。这需要对大国崛起的政治社会因素进行更深入分析。
2. 崛起失败的政治与社会因素
（1）强力政府推行政治与社会改革
后发大国采取国家强势主导的追赶模式，有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必然性，尽管这种模式为其后续发展埋下隐患。
后发工业化国家往往面临着历史遗留的社会结构问题，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才可克服发展阻力。大国崛起必须要有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内部环境和统一的制度框架。历史上很多国家的衰败或是崛起不能成功的启动就源于缺少足够有能力的政府以保证一国和平、稳定和统一[xi]。德国在统一之前始终分割为大量松散的封建小国，缺少统一的国内制度和稳定的政治框架。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由幕府统治，国内的封建分割阻碍了经济进步和资产阶级崛起。这种情况下，必须有强有力的国家政府建立统一秩序。
俾斯麦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统一德国，加上普鲁士的尚武传统和他高超的政治手段和铁腕风格，能够成功执行工业化产业战略，并较为有效地笼络住国内各阶层不同群体。日本明治维新的推动力量是新兴武士阶层，崇尚纪律与忠诚的传统可保证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这两次改革带动工业快速进步，与改革推动者强有力的执行能力关系密不可分。俾斯麦作为传统权贵阶层容克地主的利益保护者，一方面压制了资产阶级取得领导地位，一方面也没有使容克地主产生对改革强烈反对xiii。日本明治维新推翻封建权贵幕府统治，承认土地自由买卖，国家兴办公共事业，为工业化改革营造了良好的统一市场环境[xii]。可以说，在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没有国家强大的执行能力，很难推动转型顺利成功。
图4 后发工业化国家社会革命进程示意图
然而，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制度选择，若没能过渡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则会为日后的崛起失败留下深刻隐患。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高效的执行能力与专断的决策机制之间产生的摩擦与错配。
（2）决策机制缺乏科学性、民主性
一国政府最重要的两项功能是决策与执行，强大执行能力是良好政策得以推行的前提保证，但也是错误政策得以贯彻的体制基础。在两次战争之前的德国、二战之前的日本，军事渊源使得国家可以较为顺利地推动改革政策、动员大众，但是这种高效执行的隐患是：当决策者的政策严重偏离既定战略，出现不理智的偏误，尤其是发动战争，政策同样得到服从和高效贯彻，强大的执行能力放大了政策偏误，使国家列车驶入高速自杀轨道，无法扭转。
对于高效能政府，最大的危险是决策者出现偏误。低效能政府无力推动任何良性政策，而高效能政府将会放大所有不良政策。所有崛起大国都会面临的问题是决策者的继承问题，某一代君主推行政策带来一代人快速发展，后续的另一代君主则可能以错误政策葬送发展。俾斯麦苦心积虑营造的德国和平氛围，在威廉二世手中变为扩张主义策略。日本明治天皇死后军部逐渐脱离控制，将军国主义战略一步步推广到整个亚洲。任何政治制度都无法避免昏聩领导人的出现，然而不受控制的决策权和高效能的执行能力使得昏聩领导人的错误决策放大到极端，最终引致悲剧。
究其根本，失败的崛起大国都没能处理好决策机制的科学化、民主化问题。俾斯麦利用个人手腕，剥夺了议会的核心决策权力，将所有权力集中于首相一身，决策权不受控制，在威廉二世时代，左翼自由党人又过于软弱，错过了将帝国议会化的时机，以至于帝国议会一直徒有其表，难以对国家决策起到制约作用[xiii]。及至第三帝国时期，希特勒更是将独裁发挥至极致，其下政出多门的体制也使各部门相互倾轧，难以对希特勒提出劝诫制约[xiv]。日本的维新运动本身是武士阶层推动，宪法规定军部不由首相控制，只向天皇负责，明治天皇死后军部逐渐自行其是，虽然在1890年开始推进了国会制度，但未能形成对军部的有效控制，至大萧条之后，军部开始以经济的名义擅自向中国扩张，而政府已无力对其加以阻止xii。两个国家的战争梦魇启动之前，都存在领导人的重大战略误判，而由于政治体制原因，没有机制可以对其进行制约，国家机器仍将错误战略执行，最终酿成灾难。
（3）政治体制缺乏包容性
国家主导的后发追赶型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短时期内为了快速发展的崛起目标，压抑了某些社会群体的意见主张，有时候甚至压抑了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意见主张。
依社会阶层结构看，追赶型崛起国往往未能妥善处理上层权贵阶层、中层新兴精英和下层劳工大众的关系问题 。如果政权依靠的不是具有活力的先进生产力精英，不仅会阻碍国家经济发展，还会使政治制度陷入僵化。旧体制贵族在改革的名义下争取自身利益，最终为社会凝聚力的瓦解和政府控制力衰弱留下重要隐患。德国俾斯麦改革虽然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但实际上依靠并维护的是代表落后生产力的容克地主贵族的利益，，而后者在政治过程中把持决策性地位，拒绝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工进入政治体制，并在19世纪末推动保护农业、牺牲工业制成品利益的贸易政策，压抑了工业发展x。由于资产阶级和劳工阶层的政治参与长期被否认、甚至被武力限制，中下阶层与国家疏远了，转而容易接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危机潜伏至20世纪30年代在萧条中爆发[xv]。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府为了取得改革突破，走中间路线，有意保护了传统的封建体系。发动明治维新的武士阶层是传统权力结构的边缘贵族ix，有意识在新体制内为自身争取特权延续。1890年精心制定的《帝国宪法》宣布主权在天皇，天皇掌控国内大量资源而且是军队唯一控制者，结果导致一旦某一任天皇能力较弱，军队就获得不受国内任何力量控制的权力[xvi]。这使得战争爆发前夕没有任何政治家能独力阻挡。日本也没能处理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民问题。军工优先、工业牺牲农业的战略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大萧条后大量破产农民成为社会问题之一，失业农民也成为军事扩张中主力兵源之一，国家只能依靠战争化解矛盾xvi。苏联为了获取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极力剥夺农民的利益，又忽视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使得人民生活得不到显著改善，造成多数群众长期对政府的不满。
从政治思潮角度看，国家主导的后发追赶型国家往往会压抑不同思想的表达沟通。在追赶初期，全国上下有较为一致的改革热情，国内各群体的矛盾分歧较小，可以在强势领导人的权威力量下共同支持改革进程。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同群体之间利益诉求出现分化，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不断增多，制度上却不能将这些分歧和诉求有效吸收，以至于一旦整体危机出现，分歧就加倍扩大。在德国刚刚统一之际，俾斯麦用精明的政治手腕控制国内思潮，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采取经济扶持加上政治削弱的方式，又避免自由党人和广大群众结成联盟，同时与民族主义者周旋，使各种力量只能为自身所维护的普鲁士地主阶级服务[xvii]。待俾斯麦下台，继任者没有如此高超的个人政治技巧，就越来越难以整合国内的对立思潮。任何思潮团体如果长期不与其他团体沟通，则很容易支持极端主义xv。待到魏玛共和国内政外交困难时期，分裂的政治思潮就被法西斯极端主义蛊惑。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由于不承认主权在民，因而民主主义政治理论被严格禁止，封建主义的父系家长观念和忠君爱国道德作为国家的官方教育方针固定下来xvi。一方面是快速增长的国家实力，另一方面是压制和单一的政治理念，在战争期间则扭曲成为对国家扩张狂热支持的军国主义。
政治系统的包容性和弹性是决定政治系统生命力的核心。包容性一方面是观念包容，另一方面是利益包容。地理大发现之后，任何国家都无法活在观念的真空内，即使是意识形态控制最强烈的苏联也无法阻止政治观念的渗透和传播。世界范围内，19世纪轰轰烈烈兴起自由主义、温和民主主义、革命激进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多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和保守主义、精英主义之间的碰撞冲突，为欧洲大陆带来一整个世纪的革命起伏xvii。另一方面，新经济体制下的新兴资本精英、中产阶级、小商业主、底层城市劳工、农民群体都对自身利益有更多诉求，这些诉求不是传统权贵-国民二元政治体系能够容纳的。不能对左右政治思潮和上下阶层利益进行有效整合的国家都遭遇到了失败。过于落后的传统帝国被淘汰，如奥斯曼帝国；一些国家经过制度反复变动也无法稳定，例如大革命后的法国；另一些国家虽然依靠军事手段统合政治，却将真正的观念差异压抑到了极端时刻，包括快速崛起的德国、日本。
3. 崛起失败的民族因素
除了政治观念和社会阶层矛盾，在崛起大国国内，民族问题也是难以整合的重要矛盾之一。在人类历史上，民族国家观念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同步发生的，古代社会被更多组织区隔，宗族、村落、城邦、领主、教会。直到近代民族国家涌现，具有相同语言文化和历史认同的地理聚居群、体才产生民族的自我觉醒意识。一些民族是在殖民或被殖民过程中产生民族意识，一些民族在和周边民族的经济和军事竞争中产生民族意识。
世界大环境中的冲突和竞争的成败对民族意识觉醒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大国崛起过程中会产生独特的民族问题。大国崛起的过程通常是某个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相对地位提升的过程，这一方面会给这个民族带来强烈的自我肯定情绪，另一方面难免会引起其他民族相对失落的情绪。这都加重了民族矛盾的可能性，对大国崛起失败的命运产生影响。我们分这两个方面探讨民族问题。
（1）单一民族国家产生民族主义的风险
部分国家由相对单一的民族构成，一国崛起和一个民族崛起过程基本重合。民族意识的觉醒强化了国民凝聚力，促进国家进步，国家实力上升又强化了民族情绪，二者相互推动带来正反馈，在某一时期内给人一种自我无限正确的错觉，很容易形成超出国力上升幅度的民族情绪上升。因此，大国崛起过程中非常容易形成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情绪很大一部分来源是对自身特殊性的幻觉。快速上升时期的民族以自身发展和其他民族比较，很容易认为自身道路特殊，进而认为自身民族性质特殊。然而，恰恰是这种“特殊”最不特殊。从发展模式看，工业革命后所有后发崛起的模式都源于资本和劳动汇集、市场建设和最重要的技术引进。这些国家都能经历一段时间快速上升，将其压抑已久的生产潜力释放至最大。这些属于经济范畴问题，并不属于人种问题。然而在十九世纪末的帝国主义环境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氛围中，很容易产生“胜者为王”、“优胜劣汰”的观念，将一段时期的快速崛起当作种族优越的论据。
以民族特殊论为基础的价值主张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道义上也导致四面树敌。一战时期德国的野心勃勃已令欧洲大陆警惕，二战时期以日耳曼民族至高无上和犹太族种族灭绝为纲领的纳粹主义，更是遭到世界上所有非纳粹国家的集体反对。以大和民族本身优越地位为基础的“大东亚共荣圈”主张也得到了亚洲所有国家的强烈抵抗。
（2）多民族国家出现民族分裂的风险
民族主义是一国主导民族对外的特殊主义，而民族分裂是一国之内各民族的特殊主义。在国家之外强调民族特殊性会增加一国与其他国家的对抗性，国家之内强调民族特殊性则增加一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对抗性。
引起国内民族矛盾的因素十分复杂，包括社会因素、外部因素、个人因素等。若两个民族整体存在着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或因世代变迁造成观念剧变，则很可能产生民族矛盾。这种矛盾会因为外部国家的介入而变化或加深，并随着民族精英人物的煽动而加深[i]。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很容易因为崛起的主导民族相对实力提升、其他民族相对实力下降，容易造就引起民族矛盾的社会基础。而在短时期内国家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化则容易引起观念剧变，动摇长期关系平衡，加剧不稳定。与此同时，大国崛起过程引起的周围国家紧张不满，则有可能激起他国挑拨本国民族矛盾的动机。如果对少数民族精英的政策不当，则可能进一步加剧崛起过程中的分裂因素。多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大国崛起过程很可能是民族问题放大的过程。
失败的民族政策是特殊主义政策，不同民族区隔对待不仅不能缓解矛盾，反而会加剧分裂情绪。苏联的民族政策是其各种不当政策中非常特别的一环，被称作苏联的“阿基里斯的脚踵”。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占据的广大国土和多民族国家结构，被列宁鼓励并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民族化”政策，在三个重要的方面使民族意识得到了强化：支持民族语言（的使用），创建了一个民族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群体，并正式地使族群以国家形态进行了组织化x。通过“民族化”政策和民族“区隔化”制度安排，苏联各族群接受了现代“民族”理念及其政治含义，“民族意识”不断加强。由于经济政策的错误导致了一些民族的不满，分裂情绪在高压政治下逐渐酝酿，等到高压政治弱化的时候集中爆发，正如其他隐而不发的社会政治矛盾，各民族共和国的独立最终加速了苏联瓦解xviii。
（未完待续。下篇主要分析崛起失败的外交、军事和文化因素，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1]追赶阶段具有方向确定、赶超的对象确定、模仿技术确定的特点，而创新阶段具有方向不确定、缺少模仿先例、失败可能性极高的特点。而国家主导资本流向具有资源集中、高效的优势；市场和社会主导资本流向具有灵活、方向发散的优势。因此在一国实施后发追赶战略的时期，集中资源、调动大众具有效率优势，国家主导可以带来快速的发展。但是在创新阶段如果资源大量集中，举全国之力投向某些领域，一旦试验失败，可能给财政和全社会带来巨大负面负担。创新阶段更适宜由大量经济个体进行自发式探索，分散失败风险，个体承担相应失败损失。
[i]赵磊，《大国崛起成败的民族要素》，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课题组，2015
[i]保罗﹒肯尼迪[美]，《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中信出版社,2013
[ii]麦迪逊[英]，《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Maddison World Historical GDPStatistics, 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iii]张斌，冯维江，《大国崛起失败的经济学分析》，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课题组，2015
[iv]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hapter 2, The Belknap Press o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v]于维栋，《从大国兴衰看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科学新闻，2002年第13期
[vi]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vii]威尔·杜兰特[美]，《历史的教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viii]费尔南﹒布罗代尔[法]，《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1997
[ix]西达﹒斯考切波[美]，《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
[x]李强等，《大国崛起或失败的政治社会原因》，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课题组，2015
[xi]弗朗西斯﹒福山[美]，《Political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Farrar,Straus and Giroux Press，2014
[xii]吉田茂[日]，《激荡的百年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xiii]迪特尔﹒拉夫[德]，《德意志史——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波恩Inter Nationes出版社，1987
[xiv]邢来顺，《德国崛起失败的教训》，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课题组，2015
[xv]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美]，《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xvi]周维宏，《日本崛起失败的教训》，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课题组，2015
[xvii]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英]，《资本的年代》，中信出版社，2014